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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英国陪审制的价值意义

2015-04-29 12:18 字体:   打印 收藏 

摘要:陪审制是英国法的显著特色。自19世纪以来,因有新的制度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司法制度的顺利运行而致使陪审制的重要性相对降低并最终导致其口益衰落,但陪审制在政治、社会和法律等维度都显现了其重要功能。陪审制镶嵌在英国的自由文化和制度体系之中,不可移植,也不必移植。决定司法制度的更为根木的因素是司法精神独立和司法程序自治。
关键词:英国;陪审制;功能;衰落   
英国历史学家认为普通法是英国对世界的十大贡献之一,而学界也公认,“十二个良善真诚之人的陪审”位于英国普通法的中心位置。自英土亨利二世把原先用于行政调查目的的发誓团体用于案件审判以来,陪审制经历了800多年的历史,英国普通法之所以呈现出今天的面貌,之所以成为举世公认的一大法系,陪审制功不可没。普通法中的证据制度、诉讼程序、不同审级法院之间的分工、法官与社会的关系、司法独立、英国人民对自由的热爱等等,无不受到陪审制度的塑造,甚至普通法中的实体法规则体系的成长,也与陪审制大有关系万。
  然而,自19世纪以来,陪审制度就一直处于衰落之中,在英国,进入20世纪以后,衰落的趋势更加显著。由此引发了对陪审制存与废的激辩。从总体上来看,英国人赞同陪审制,18世纪的布莱克斯通,20世纪JO年代的德夫林勋爵,历史学家汤普森,是著名的代表。当然,这中间还应加上法国的托克维尔,他在1830年考察美国司法制度时,对陪审制在国家治理、社会团结方面的功能给予高度评价。从他们的思想谱系来看,这些人都是自由的热爱者,因此可以说,凡热爱自由者,必热爱陪审制。对他们来说,陪审制不仅是理性思考的对象,更是感情依恋之所在,浓浓的自由情节对象化为占老的陪审制。但是陪审团裁决中的神秘、任性也一直是学界批评的焦点。上个世纪年代,美国法学家杰罗姆·弗兰克,英国刑法学家格兰维尔·威廉姆斯是批评者中的代表。上个世纪90年代,英国学者彭妮·黛比歇尔发表了一篇论文,言辞激烈她指出:“人们对陪审制往往不吝溢美之词,而鲜有冷静的理论分析”,直称陪审团是“反民主、无理性、充满偶然性的立法者,其不可预知、神秘难测的决定与法治背道而驰。”她对陪审制的控诉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她所指出的陪审团作出裁决时令人错愕不己的特殊性确是不争的事实:十多个成年男女(在英国1919年之前只是中产成年男子)在封闭的陪审室里,一、两个小时之内决定被告的生与死、罪与非罪、赔偿金的数额,而无需也不能给出任何理由;陪审员不能向任何人披露,而任何人也不得向陪审员打听他们为什么作出这样或那样的裁决。既要作出重大决定,又不给出任何理由,这种巨大的悖论性存在不可避免地使陪审制成为争论不休的议题。
  伴随着这些激烈的争议,我们看到,今天的英国,在民事审判领域,陪审团审判模式只限于非常有限的几种案件;在刑事审判领域,其使用也仅占所有刑事案件的百分之一。是什么取代了陪审团以往不可或缺的地位?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同时,在我国司法改革过程中,建立陪审制的提议经常出现,而在发生一些恶性冤假错案时,这种呼声更能获得共鸣。因此,结合中国当下的语境,我们必须思考:有没有必要建立陪审制?能不能建立起来?建立起陪审制就一定能避免冤假错案吗?
  人们在论及陪审制的功能时,往往限于法律的、甚至是审判制度的狭隘视角。不过,一旦想到当年英土亨利二世派出巡回法官、引进陪审团,其主要动机之一即是加强土室权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我们就有必要从更]’-阔的视野来审视陪审团这一制度。一个社会要有序存在,就必须有效地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团体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旦社会由于内生的或外生的原因,人与人之间、人与团体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相对位置发生了变化,那么协调其间相互关系的艺术也要不可避免地发生相应的变化。自占以来,法律就是这种艺术之一,而且随着人从传统的权威等级秩序中解放出来,口益成为平等的社会主体,法律作为社会关系协调手段的功能就更是居于主导地位。法律只是规定了一种应然秩序,要将其变成实然秩序,必须借助于政治的强制力。因为自然法则是通过必然性发生效力的,而人为法则只能靠外在的强制力。因此,要对陪审制的功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就应当透过政治、社会和法律这三个维度。
  1.政治的维度
  从政治角度看陪审团,它涉及国家权力和人民自由之间的关系:在国家垄断了强制力的情况下,国家的强制力能对人民实行到什么程度。在各项国家权力中,行政权是最直接、最高效、最具破坏性的权力,因此国家权力与人民的关系又体现为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司法权能不能抵御行政权的任意干预?英国政治法律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案例—下歇尔案,凸显了陪审团在保护人民自由方面的价值,此案给人们一个深刻的教益:有陪审团的地方就有自由。1670年,有两个贵格会派的教徒,被控实施“叛乱集会”。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伦敦桥附近的格需斯大街布道而己,集会平和有序,因为贵格会派是反对任何暴力的和平人士。在审判之后,陪审团拒不作出有罪判决,法官恼羞成怒,把他们锁在屋子里两天两夜,不给吃、不给喝,不给生火,也不让抽烟;甚至在生活困苦之上再加之以人格侮辱—拒不提供夜壶。陪审团坚贞不屈,法院也绝不接受陪审团的无罪裁决。在审判进行到第l}天时,陪审员每人被罚款10马克,投入监狱;交付罚款,才能放人。陪审团团长爱德华·下歇尔—这个案子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带领四人,坚决不交罚款,被羁押在狱中数月。最终首席法官罗伯特·沃恩作出裁定:释放四人,并宣布“陪审团有权根据自己的良心裁决,陪审团自主决定被告是否有罪就意味着国家的强制力应当受到社会共通的正义感制约,由此在国家权力和人民自由之间竖起一道屏障。17世纪的英国,法官之任免皆由国土之喜好,有时法官滥用权力并非出于其木意,而是出于其任命者的意志。仅有陪审团凭良心裁决的自由而没有法官凭良心裁决的自由,那公民自由的处境依然危险,英国人内战之前在与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斗争中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在1701年的《土位继承法》中确立了司法独立。
  英美法系之所以对陪审制情有独钟,主要在于其保障自由的价值。布莱克斯通说:“只要这一保障(指陪审团)神圣不可撼动,英格兰的自由就可维持不坠,美国宪法直接规定了公民要求陪审团审判的宪法基木权利。1956年英国著名法官德夫林勋爵在哈姆林系列讲座中以《陪审团审判》为题,继续高扬这一价值:“每一个陪审团都是一个小议会”,“白厅的暴君,其第一个目标是把议会置于自己的专断意志之下;其次则是废除或减弱陪审团审判,他岂能容忍将自己臣民的自由交与12个乡民之手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恩赐。因此陪审团审判绝非仅仅是司法的器具或宪法的部件,它是一盏明灯,昭示人们自由还活着”。在这一派人看来,陪审团尽管有诸多不便,但这些不便正是我们为更为重要的自由而付出的必要代价。
  2.社会的维度
  人们在社会里共同生活,必须掌握起码的保证人与人之间正常互动的规范知识。一般的应付口常生活的知识从社会化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获得,但从哪里获得法律知识从而形成法律意识?在教育落后、文自充斥、缺乏大众传媒的时代,亲历法庭审判可能是一个基木的渠道。林肯在回忆童年生活时说,小镇上来一个布道的牧师,来一个审理案件的巡回法官,就像节口一样,人们争先恐后地去看律师如何辩论案件。像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大律师林肯最初的法律启蒙就始于亲历审判。担任陪审员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每一次与其他十一个同胞裁决案件,都是一次法律的启蒙,法律意识的熏陶,由此形成一个社会中大多数成员关于法律的共同意识,社会学视野中的陪审团即是如此。托克维尔在论及美国陪审制时提到:“(陪审制)使他们感到对社会必须履行一种义务,他们在国家的治理中扮演了一种角色。
  然而,这种对陪审制的期许恐怕仅是一种浪漫的想象,在现代社会则更是如此。首先,在《197年陪审员法》之前,担任陪审员有财产资格限制;在1919年之前则限于男,因此20世纪之前的时代,一个社会中有资格担任陪审员的人仅是少数,少数人的法律意识如何能成为社会共同的法律意识?其次,据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项统计,每年召集起来履行陪审义务的人有17.万人,实际担任陪审员的人只有曰万人,据21世纪初的统计,每年召集履行陪审义务的人约18万,而符合条件者约20万人二。这与人总数相比,仅是微乎其微,以这种方式凝聚社会的共同法律意识,要等到何年何月?第三,即使每一个公民有机会履行陪审义务,按随机安排,一生也只有一、两次,一、两次陪审获得的法律意识能满足一个人一生的需要吗?况且,法律禁i1=当过陪审员的人透露任何发生在陪审室内的事情,因此陪审的经验和知识成了不可交流和传播的封闭知识,既然不可与其他社会成员分享,又如何能形成社会的法律意识?
  在现代社会,如涂尔干所言,法律从“压制性法”转变成“补偿性法”,人不再是法律的客体,而成了法律的主体。在权威等级秩序下,大部分人只能是债务人—作为房客、佃户、欠租者、欠税者;而在平等社会里,人们不仅是债务人,更有机会成为债权人,甚至对国家行使请求权,因此他可以积极地走向法律,成为法律这一公共产品的用户。显然,以法律用户的身份要比以陪审员的身份更容易获得法律意识。在大众传媒时代,法律的象征物随处可见:《泰晤士报》每天都有几篇关于庭审的报道,能读到法官如何义愤填膺地谴责罪犯的恶行;每周四有一份最高法院或上诉法院的判例,这两个权威的法院在告诉人们什么是法律;在公共建筑物门II钉着一个小牌子,上写“在此建筑物三米之内抽烟违法”;在绿地公园的栅栏上有一个警示标志“清理掉狗的粪便,否则最高罚款1000英镑”。人几乎被法律所包围,还需要借助于一辈子一、两次陪审员的经历来形成法律意识吗?
  3.法律的维度
  关于陪审团在法律中的作用,通常的说法是“陪审团决定事实问题,而法官决定法律问题。如果对一个外行简单介绍什么是陪审团,这种提法或可备一说,但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情况绝非如此简单。陪审团听审之际要发誓“如实地审判被告,根据证据真诚地作出裁决,万既然涉及证据,就必然涉及什么证据可用、什么证据不可用的问题,而这些实际上都是法律问题。我们看到法官可以没有陪审团而审理案件,但绝对不存在只有陪审团而没有法官的审判,这也说明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难以截然划分。
  陪审制诞生之际,其功能主要为指认一些证人。国土派出法官到当地审理上地纠纷案件,上地属于谁,没有任何书面证据。法官令双方当事人提供知情人,当一方提供的知情人发誓之后指认上地属于该当事人,这样的知情人有十二个的时候,法官停:既然有十二个发过誓的人都认为上地属于你,那上地就是你的万。争议解决,审判结束。与当时盛行的缺乏理性基础的神裁法、决斗法相比,这种结合宗教的超自然强制力和世俗目的的审判无疑是更理性的审判模式。这也是国土的法院能够胜出的原因之一。陪审团—从群众中来;巡回法官—到群众中去,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是普通法成功的一大法宝,是法律发展史上最为成功的制度创新。与此同时建立的大陪审团也是以“知情”为基础,严格说来,这仅仅是陪审制的雏形,还算不上陪审团。真正的陪审团是以小陪审团的建立为标志—从基于知情人身份的证据提供者到判断外来证据的审判者。判断什么证据呢?在当时遍地文自,缺乏书面记录体系的时代,人的记忆力是存贮信息的重要方式,甚至是唯一方式。因此,证据的主要形式就是证人证言、当事人供述。在判断一个人说的话是真是假方面,由多人组成的陪审团要比一人或数人组成的法官更具可靠性。少数人的判断,离散程度过大,远离平均水平;多数人的判断,离散程度大者互相抵消,更容易收敛到平均水平,这个平均水平就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充分的社会化之后,累积形成的与他人正常互动时应具备的态度—常识、常理、常情、常态。陪审团判断证人、当事人,是一种“挨事之常理,度人之常情”的工作,它所需要的不是专业的理性知识,而是社会学的规范知识。因此可以说凡是需要判断人性的地方,需要对当事人的主观方面作出评价的地方,陪审团就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今天,在英国的审判制度中,陪审制主要保留在:由刑事法院审判的重大刑事案件和四类当事人有权要求陪审团审判的民事案件,即欺诈、诽谤、诬告和非法拘禁。这两大类案件虽分属民事和刑事领域,但把它们区分开来的仅仅是法律后果,而并非实体构成要件。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是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起关键作用:决定案件成立与否,决定案情的轻重,决定赔偿金额的多寡。这就使我们得出一个推论:英国陪审制在800多年的演化史中,历经沧桑,洗尽铅华,硕果仅存者即为其核心功能—判断人的主观方面。当陪审制在其他方面的优势不复存在时,其衰落乃势之必然。
  在布莱克斯通写于18世纪的《英国法释义》中,论述的主要篇幅集中在不动产和侵权法领域,合同法的篇幅仅有二十几页。在一个静态的农业社会中,案件类型主要是刑事案件和侵权案件,这类案件的主观方面需要陪审团来确定。因此在传统社会中,无论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少L是由普通法审判的案件,一律由陪审团审判,毫无例外。自18世纪中期以后,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一起发力,社会的巨大身躯嘎嘎作响,社会的结构剧烈变迁,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合同、商业案件增加,显然,在判断一个人是否违约方面,是不需要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的。自然,陪审团审判就成了一个赘疵。185年,标志着英国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之后的第三个年头,当时的一项成文法规定:(民事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不用陪审团。完整的普通法审判制度上开了一条子,自此以后,这个子越开越大。随着科技发展、社会进步,教育口益普及,成人识字率逐年提高,政府的行政管理更加完善,大量的交易记录都有书面保存形式,物证和鉴定技术更加可靠。在这种情况下,由陪审团判断证据,不仅不可靠,而且过于昂贵。
  先说不可靠。众所周知,在证据需要专业知识才能做出判断的情况下,陪审团毫无优势可言。持续不断的陪审制改革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减少、限制陪审团在这类案件中的使用。试举一例,1997年,法官安诺拉·库里判处两个女陪审员各30天监禁,原因是她们在审判结束之后不能做出裁决。其中一名妇女,是该案陪审团的团长,辩解说这个案件中关于欺诈的指控太复杂,她根木理解不了。另一名妇女则辩解说:凭良心说,我实在无法做出裁决。万'} (P503)0陪审员很坦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也说明让普通人判断专业问题实在是强人所难。有一位出庭律师路易斯·布鲁姆·库伯更是直截了当:如今由陪审团作出的决定其实更适合由任命的专家来完成,“你不能指望屠夫拿着杀猪刀给你切阑尾啊。”
  再谈费用问题。陪审团运行的高费用是显而易见的,先是由法院的官员负责从符合条件的人中与控辩双方一起确定陪审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陪审员不得与外界接触,以兔获得证据以外的信息影响陪审员的判断;如果案件复杂,审理期限长,陪审员就得住在旅馆里,等待继续开庭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如果出现意外,导致陪审员不宜继续履行陪审义务且人数不足法定要求时,就得重新组织陪审团。而陪审团裁决如果被上诉法院撤销,唯一的救济方式是重新组成陪审团再次审理。在陪审团审判和法官审判这两种模式中,如果陪审制过于昂贵,那么用法官审判取而代之就是可行的选择,实际上英国一百多年来的审判改革史,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可以看出,陪审制也许在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功不可没,但是一旦新的制度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司法制度的顺利运行时,陪审制的相对重要性就会降低。下面指出陪审制衰落的事实并对其衰落的原因加以概括。
  陪审制分别运用在刑事程序、民事程序和验尸程序中。在刑事审判中,所有被告人拒不认罪的严重刑事案件,都适用陪审团审判,这些案件都在刑事法院审理。在审理刑事案件的治安法院和刑事法院之间有一个分工:治安法院审理简易程序案件,刑事法院审理公诉程序案件。百分之九十五的刑事案件由治安法院审理,无需陪审团参与。在刑事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超过百分之六十的案件中被告人承认所有指控的罪名,因而无需陪审团审理。因此,无论从绝对数还是相对数来看,陪审制在刑事案件中运用得越来越少。
  在民事审判中,185年之前所有在普通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都使用陪审团。这一年的一项成文法允许经当事人同意而不使用陪审团。1873年司法改革后,法官被授予更多的事实方面的决定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织陪审团颇为不易,因而一项紧急立法规定,除了七类案件之外,是否使用陪审团可由法官自由裁量。自此之后,陪审团审理江河口下。1913年,在高等法院审理的案件中,陪审团审判占5500; 1918年降到36. 500, 1922年为8000 1926年有一项立法试图恢复陪审团审判往口的盛况,因而这一比例曾达到3600,并维持到1933年。然后一部新法通过,这一比例又迅速降至1200。二战期间,民事案件中的陪审团审判完全溃散。在德夫林勋爵发表演讲的1956年,这一数字仅为2%左右万。在当今的民事审判中,郡法院几乎不用陪审团,而高等法院土座分庭审理的案件中,《1981年最高法院法》规定了四类案件须用陪审团,但即便如此,法院也可以基于证据方面的原因放弃陪审团审判。
  在验尸程序方面,长期以来死因调查必须由陪审团参加。1926年的一项成文法首次规定了可以不用陪审团,但某些特殊案件中陪审团参加是强制性规定,如发生在看守所中的死亡、警察执行公务致人死亡以及发生在监狱里的死亡。《1988年验尸官法》除了重申以上几种案件外,还规定了事故中的死亡、意外碎死、有害于公共健康和安全的死亡等。之所以在这几类案件中必须保留陪审团审理,是为了维持和促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目前,只有通%的死亡案件由陪审团参加调查。
  其他一些审判程序则从不使用陪审团,如高等法院中的衡平分庭和家事分庭,以及其他专业分庭。二战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建立,英国出现了七十几种、数百个各种类型的所谓“专业法庭”(administrative tribunal)据1979年的一份报告,它们审理的案件总数超过了高等法院和郡法院审理案件总数的6倍万,这些专业法庭均没有陪审团审判。
  综上可以看出,在当今英国的司法制度中,陪审团审判至少从数量上来说己是微乎其微了。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每一木论述陪审团的书都有一章或一节要涉及“陪审团的衰落”的重要原因。
  对陪审制衰落的原因可大体概括如下。
  从政治维度来说,正如德夫林勋爵所说的“每一个陪审团都是一个小议会”,因此陪审制是一支民主的力量,是制约土权的力量,通过控制土权的悠意擅断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但是自1701年《土位继承法》以来,司法独立得以确立,法官只要品行端正即可继续任职,除非经议会两院一致作出决议并经国土同意,法官职务不得解除。自此法官从土命的执行者变成了中立的裁决者,法官既独立于发生争议的公民之间,也独立于发生争议的公民和国家之间,法官只服从法律而无须听命于任何其他权威。显然,与陪审制相比,司法独立是保障民主和自由的更为根木的制度。从世界主要国家的法制史来看,没有陪审制,仍然可以有一个好的司法,但没有司法独立,好的司法就无从谈及。英国大法官汤姆·宾汉姆认为,“真正的司法独立是制约行政权不当行使的一支最强大的力量”。
  从社会维度来说,陪审制的确是社会大众有机会参与公共活、形成法律价值共同体的一种有益途径。但是在一个等级社会中,这种参与机会只属于社会中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占优势地位的阶层,普通大众所感受到的法律只不过是被带到法庭上的恐惧,以及偶尔出现在证人席上战战兢兢地作证二,这种法律是压制性的法律,给人们带来的更多是恐怖。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法律从一种压制性的力量变成了解放性的力量,社会大众逐渐从法律的栓桔中解脱出来,从法律的客体变成了法律的主体,平等社会中的任何人均可自主地参与、形成法律关系,法律取代传统的联系纽带成为主要的社会粘合剂。人们感知法律、认识法律的机会和途径无处不在,了解基木的法律知识、明白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成了参与社会生活的前提之一。在此情形下,陪审制所承担的凝聚社会共识的使命就渐趋式微。
  从法律维度来说,陪审团在审判活动中的主要功能是判断、评价证据,但陪审团对证据的判断,其优势主要体现在对证人证言的判断方面。随着科学发达、技术进步,书证、物证、鉴定、勘验等证据形式在大量案件中取代了证人证言,成为决定性的证据形式,如此一来,陪审制在这方面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了。
  从历史的考察中回到社会现实。每当我国各地出现冤假错案的时候,每当出现政府和百姓之间的抢尸大战的时候,每当人们在单位、医院抬着尸体维权的时候,我们自然会想到:要是有一个居中的陪审团作出令人信服的裁决,这类问题就不会发生。于是,人们总会想着建立起陪审制以完善我国的司法制度。那么,陪审团能建立起来吗?有必要建立吗?没有陪审制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司法制度?
  首先,类似英美法系的陪审制如果脱离英美的自由文化和制度体系,根木无法建立。
  迄今为止,对自由这一价值最权威最深刻的论述,依然是英美学者。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洛克的《宗教宽容》到密尔的《论自由》,从霍姆斯的思想市场理论到《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从来没有哪一种法律文化把自由置于如此重要的优先地位。因此,他们能够容忍追求自由带来的不便和代价,能够容忍“陪审团的任性”。如前所述,陪审团在陪审室议决案件之际,任何人不得进入;法官在庭审结束时给陪审团发出一个总结性指示,决不能有威胁陪审团必须做出有罪判决的意味;陪审团事后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讨论过程;任何人也不得打听陪审团如何做出决定。因此,陪审团像一个黑箱,在它里面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它的决定无需论证、没有解释,甚至没有理由,只是“有罪”或“无罪”。在多起案件中,陪审团置法律于不顾,公然对抗法庭,在被告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的情况下,依然裁定无罪万”,这种情况做“陪审团的任性”。试问,哪一种法律制度能容忍这种任性呢?英美法系愿意为了自由而容忍之。
  其次,陪审制有机地镶嵌在一个制度体系中,它与其他制度(如对抗式审判制度、辩护制度、司法独立、人身保护令、财产自由等等。一同发挥作用,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制度,陪审团都难以运行。德国法学家说,适用民法典中的一个条文,实际上就是在适用整个民法典;类似的,要建立陪审制,就等于要重建英美法系。自13世纪苏格兰引进陪审制以来,陪审制开始向全世界扩散,但是只有在英国大量移民、英国法律全部重建的地方,陪审制才能生根落地;而在那些固有法律制度己经存在,仅仅把陪审制当做一个司法民主成分引进的地方,这种制度要么变形为一种业余法官模式,要么因无法维持而被迫放弃。比如在印度,1958年法律委员会不得不做出放弃陪审制的建议,因为贿赂陪审员的现象实在太普遍了,这一制度根木无法维持。
  在一个既有法律制度存在的地方,移植陪审制没有成功的希望,同时也没有必要,因为曾经推动了现代司法制度建立的陪审制,在现代社会己有更好的功能替代物。实际上从英国法律800多年的发展史来看,陪审制固然重要,但英国司法制度的真正力量在于审判公开、司法独立和程序自治。
  这里结合陪审制简单说说这三个方面在维持陪审制运行中的功能。在有陪审团审判的案件中,法官对陪审团有什么指示,必须在法庭公开进行,否则无效。如果陪审员对事实或法律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写字条要求法官指示,法官也必须公开答复。在陪审团作出裁决之后,裁决的结果也必须由陪审团团长当庭宣布:是全体一致还是多数票;如果是多数票,几人赞成,几人反对。
  至于司法独立,显然它是一个比陪审制更加重要、更加普遍的制度。如果说1670年的判例下歇尔案确立了陪审团按照自己的良心裁决案件的规则,那么1701年的 《土位继承法》则确立了法官按照自己的良心审判的规则—把法官从任命他的行政权的干预下解放出来,只依照法律审判案件。法官虽然行使公共权力,但是他的职务不同于其他公共职务,他的职务只是“判断”.,正如霍布斯所言:“法律家则把法律和事实加起来以便找出私人行为中的是和非。”法官在判断之际,只能以法律为尺度,而不能有任何别的尺度。任何有可能使法官在判案之际舍弃法律尺度而代之以别的尺度的力量都是邪恶的力量,一个好的司法制度就是要把这些邪恶的力量挡在法官判案之外。一个案件到手,法官先不看事实,先不问法律,而是先关心案件是谁的,是谁交办的,那么,按照孟德斯坞的说法:正义就完蛋了。不幸的是,目前很多中国法官就处于这种境地。许多冤假错案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案情复杂超出了法官的理解力。许多案件案情其实很简单,证据不能支持一个有罪判决,正常水平的法官一望即知其为错案。然而,错案还是发生了。避免这样的错案需要陪审团吗?显然更需要的是司法精神独立。
  英美法对实现程序正义可以说是不计成木。1993年,斯蒂芬·扬,被陪审团全体一致裁决有罪,法官判以终身监禁。后来得知,此案陪审团中有三个人在作出裁决之时,拿不定主意,于是通过灵应牌求助于被被告人杀死的受害者。他们举行降神会,念咒语招来死者的亡灵,亡灵确认是被告人杀死了他和他的妻子。通过灵应牌,陪审员说出了受害者的姓名,被告人杀人时使用的枪的型号,并收到亡灵的指示:明天投票宣告有罪。此案经上诉后,上诉法院指令重新组成陪审团审理,新的陪审团再次宣告被告人有罪二 (P231)0陪审团作出裁决,虽然可以不给出理由,但必须根据证据裁决,如此荒诞不经之裁决,显然不能保证结论之正确。因此,即使重新组织陪审团费钱耗时,也在所不惜。程序自治意味着:正确的结论只能通过严格的程序得出;如果程序中的关键环节有瑕疵,即使结论在实体上也许正确,也不具有法律效力。当然这个案例有点过于特殊,似乎不足以显示程序独立之价值。其实,整个英美法跟罗马法一样,都是从程序中生长起来的,当年亨利二世派出巡回法官的时候,根木就没有实体法规则。伏尔泰在评价英国女土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时说:“通过法律来杀人是这个国家的特点”,这句话也许指的就是英国法的程序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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